一举两得：投资税收激励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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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简介
原文信息：
Lerche, A., (2025),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of Investment Tax Incentiv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5(8), pp.2781-2818.
原文链接：
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22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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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期数：279期
成语出处：西汉·刘向《战国策·秦策二》：“子待伤虎而刺之，则是一举而兼两虎也。”
引言
投资与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为了降低资本成本、激发企业投资活力，世界各国普遍实施了以投资税收激励为代表的各类税收优惠政策。微观层面的研究发现，此类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投资。然而，从宏观视角来看，其总体效果仍存在争议。一方面，企业投资增加不仅直接扩大生产规模，还可能吸引上下游关联企业向该区域聚集，形成产业集聚；同时，企业扩张会创造更多就业和收入，从而刺激当地消费需求。这种集聚效应和需求扩张相互进，有利于放大税收激励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如果大量企业同时增加投资，劳动力市场摩擦（信息不对称、技能不匹配等）与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也可能使企业预期回报下降，降低其投资意愿，进而削弱税收激励政策的整体果。因此，投资税收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有效性，能否转化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仍有待进一步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1999年东德地区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调整为研究背景，系统分析该政策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以探讨投资税收激励的微观效应能否转化为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研究发现：（1）相较于大企业，享受更高税收抵免率的小企业资本成本平均下降7.6%，从而带动投资增加17.7%、就业上升12.0%、产出增长10.2%；（2）在小企业占比较高的地区，投资水平平均额外提17.0%，就业增加6.1%，产出增长4.9%；（3）投资税收激励的正向外溢效应主要来源于集聚经济与本地需求扩张，而劳动力市场摩擦与产品市场竞争所引致的生产要素再配置效应相对较弱。
本文有以下两点边际贡献：（1）本文补充了税收激励与企业投资反应的文献。现有文献主要分析了税收激励政策对于微观层面企业投资、雇佣规模以及生产产出的影响，而本文基于税收政策的微观影响进一步考虑政策对于本地区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验证了投资税收激励宏观层面的积极作用；（2）本文拓展了一般均衡效应的相关研究。由于缺乏适宜的分析场景，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大企业开业、裁员及信贷收缩等冲击所引发的一般均衡效应，而本文则利用税收政策调整的准自然实验，系统分析了一般均衡效应的来源、规模及动态变化趋势。
制度背景及数据来源
（一）德国的投资税收激励政策
1990年，德国实现统一，结束了长达数十年的分裂局面。然而，由于分裂时期政治与经济制度存在显著差异，东德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西德。为缩小东西部地区间巨大的经济差距，德国政府自1991年起对东德地区所有行业的设备和建筑投资实施税收抵免政策。此后，政策适用范围逐步收窄，到1997年仅制造业仍可享受投资抵免。尽管多数国家的税收抵免额度通常不得超过企业的纳税义务，但当时德国的税收抵免政策具有可退还性（refundable）。这意味着企业的抵免额度不受当期纳税额限制，只要进行了符合条件的投资，即可从税务机关获得相应的税收返还。这一制度设计显著扩大了投资税收激励的覆盖范围，使经营状况不佳或盈利能力较弱的企业同样能够受益。1999年，政策进一步调整，小企业的税收抵免率由10%提升至25%，而大企业则由5%提升至12.5%。由于小企业税收抵免幅度更大，其资本成本平均比大企业下降约7.6%，从而获得了更强的投资激励。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企业层面的投资规模、雇佣人数及生产产出数据，来源于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AFiD工业企业面板数据（AFiD-Panel Industriebetriebe, AFiD）；二是按技能和职业组别划分的雇员就业信息及劳动者流动情况，来源于德国就业研究所（Institut für Arbeitsmarkt- und Berufsforschung, IAB）的雇主-雇员匹配数据（Beschäftigten-Historik, BeH）。
实证策略
为准确估计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直接效应，本文采用如下双重差分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其中，Outcomeit为企业i第t年的产出情况（或者要素投入）；Smalli,98为按照1998年（事前一期）的企业雇佣规模确定的企业身份，如果企业雇佣人数小于等于250人，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Post98t为时间虚拟变量，1998年之后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分别为企业、联邦州-时间以及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为误差项；标准误聚类在县级层面。β为本文关注的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基于对直接效应的回归模型，本文进一步考虑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
其中，ShSmall-ir,98为1998年第r个县排除企业i之后的小企业占比，其余变量定义与模型（1）一致。为本文关注的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估计系数。
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直接效应
为分析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对于受政策冲击企业的直接效应，本文首先采用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差异化调整使得小企业相对于大企业的投资总量、雇佣规模以及生产产出分别增加了16.3、11.3和9.7个对数点。表明投资税收激励政策促进了企业的要素投入和生产规模的扩展。但从要素投入的增长幅度来看，投资总量的增长幅度大于雇佣规模，可能的原因在于，劳动力市场存在摩擦，企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促使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企业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投入；而从投入和产出的变化来看，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展小于企业的要素投入增长，表明投资税收激励政策主要作用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并未带来企业生产效率提升。
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
（一）本地制造业的间接效应
前文分析验证了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直接效应，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并非独立存在，企业自身的投入产出变化可能通过生产网络对其他企业产生外溢影响。因此，本文聚焦于本地制造业，采用模型（2）分析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直接效应估计结果来看，考虑间接效应之后的直接效应估计系数与表2中的估计系数值和显著性均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本文的直接效应估计结论较为准确。而从间接效应估计结果来看，本地制造业中小企业占比显著促进了本地制造业平均的投资总量、雇佣规模以及生产产出上升。表明投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促进了直接受冲击企业的生产扩张，还进一步改善了本地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经营状况。
（二）经济距离与间接效应
投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够在微观层面直接促进企业投资，还可能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改善其他企业的生产经营。那么，这种一般均衡效应主要通过哪些渠道传导呢？本文首先考察企业间的经济联系，以企业是否属于同一行业为划分标准，将本地制造业的小企业占比分为同一行业小企业占比和其他行业小企业占比，进行分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相较于其他行业，本地同一行业小企业占比越高，对制造业企业平均间接效应的正向影响越显著。这表明，即便企业位于同一地区，其经济联系强弱仍是局部溢出效应形成的关键因素。
进一步地，本文从行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分析经济距离对于经济效应的影响。对于不同行业的小企业占比采用行业间的投入产出联系进行加权，加权方式分为三种：本行业产品的销售去向（Downstream Customers）、本行业的中间品投入来源（Upstream suppliers）以及本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共享均值（Labor sharing），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本行业产品的销售去向占比越大，该行业对于本行业的间接效应越强，而中间品投入和劳动力共享渠道对于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不存在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投资税收激励主要是需求冲击，下游企业获得税收激励后增加了对本行业产品的需求，进而带动了本行业企业的生产规模扩展，但是如果获得税收激励的是上游行业，中间品产量的增加并不会对本行业的生产投资造成显著影响。同时考虑到研究样本期内东德地区失业率较高，企业的新增雇佣更倾向于失业人群，而不是其他行业的现有员工，因此劳动力共享效应较弱。
（三）地理距离与间接效应
企业间的经济距离对于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至关重要，同时企业间的地理距离也可能会影响企业间的生产经营联系。因此本文按照企业间的地理距离将企业临近地区的小企业占比进行分组回归，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仅在0-5千米范围内发挥作用，在更远地理距离影响并不明显。表明企业间的地理距离也是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发挥间接效应的重要条件，结合前文对于经济距离的分析，整体而言，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间接效应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和地理集聚特征。
其他行业和地区的间接效应
前文对于投资税收激励政策间接效应的分析主要聚焦于本地制造业，但是理论上政策冲击也可能对于本地的其他行业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造成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考虑了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对于其他行业和地区的间接效应。整体而言，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对于其他行业的生产经营并未造成显著影响。但是聚焦到具体的行业分类来看，依赖于本地消费需求的零售和餐饮行业雇佣规模明显扩张，而与制造业存在类似业务的商业服务业雇佣规模则显著缩减。可能的原因在于，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的改善提升了员工薪酬，间接带动了本地的消费需求，同时，制造业企业生产规模扩张之后倾向于减少外包业务，导致商业服务业业务缩减。此外，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并未对其他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带来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总的来看，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带动了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
结论
本文基于德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及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系统分析了德国统一后东德地区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研究发现，从微观层面来看，投资税收激励政策有效促进了企业投资与生产产出；从宏观层面来看，该政策通过一般均衡效应推动了本地制造业整体投资规模和生产经营水平的提升，同时未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从而改善了地区整体经济状况。整体而言，投资税收激励政策在微观层面的有效性能够转化为宏观经济的整体增长。
推荐理由
税收制度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为了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投资，各国普遍实施了多种形式的税收激励政策，如投资税抵免、加速折旧以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对这类政策进行准确评估，有助于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性。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既关注政策的直接效应，也考察了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视角全面评估政策有效性。自2008年实施结构性减税以来，中国也推行了大量减税措施，但关于这些政策对整体经济与社会资源配置的传导效应，仍有待进一步分析。未来研究可以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系统评估研发加计扣除等重点税收优惠政策的微观有效性及其宏观影响，为政策优化与调整提供实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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