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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James Feigenbaum, Maxwell Palmer, Benjamin Schneer., 2025, "Descended from Immigrants and Revolutionists: How Family History Shapes Immigration Policy Mak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40 (3): 2381–2457.
原文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qje/article/140/3/2381/8071993
图片来源:谷歌图片
推文期数:278期
成语出处:清·孙龙尾·《轰天雷》第二回:“再者北山在京,万事求二兄代为照顾,感同身受。”
引言
自1790年第一部《归化法》(Naturalization Act of 1790)颁布以来,移民政策一直是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中,哪些因素会影响国会议员对移民政策的态度?传统观点认为,议员的政治态度主要由选区利益、党派立场或意识形态决定,然而一个关键的个体因素却长期被忽视:政策制定者的家庭移民背景是否会影响其在移民政策上的立场?换言之,那些具有家族移民背景的决策者,是否会因其与移民群体的身份关联,在政策偏好上表现出系统性差异?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政策制定者是否是纯粹的“民意代理人”,而且触及身份认同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这一深层问题。
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利用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国会议员家族谱系、人口普查数据、国会投票与演讲文本,构建衡量议员家族移民背景的指标,并结合断点回归设计(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等因果识别策略,识别家族移民背景对议员立法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家族移民背景对议员的立法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父母或祖父母拥有移民身份的议员更倾向于支持宽松的移民政策,且议员与家族移民成员的血缘关系越近,上述影响越大。②这一效应不仅体现在投票行为上,也反映在政治表达中:有移民血缘的议员在国会演讲中更常使用积极语言描述移民政策,较少发表反移民言论。③机制分析表明,这种影响主要通过“身份认同”路径实现:议员因自身家族移民背景与移民群体产生身份认同,进而表现出更强的共情与政策支持,而非仅仅出于选举考量或选区压力。
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①本文揭示了政策制定者的家庭背景是影响移民政策特征的重要因素。既有政治经济学文献多关注社会经济、选民偏好、意识形态或制度结构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本文在反移民情绪普遍高涨的历史背景下,从议员个人的家族移民背景出发,为宽松移民政策何以在特定时期仍能出台提供了新的解释。②本文拓展了对20世纪美国移民潮长期影响的理解。本文表明,移民的影响并非局限于第一代移民的社会融入或文化适应,而是通过家庭内部的代际传承,持续影响后代的政治认同与政策偏好。
美国移民潮与数据来源
1.美国移民潮
19世纪末以来,随着跨大西洋运输成本下降、边境政策相对开放,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带来的更高利润,美国迎来大规模的移民热潮。然而,在持续存在的反移民情绪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移民政策在“开放”与“收紧”之间反复摇摆。基于这一历史背景,本文重点关注第51-91届国会(1889-1971年):一方面,这一时期涵盖了移民政策的重要制度变迁,同时涉及诸多关键政策法案;另一方面,选择这一时段可将更多在任议员与本文使用的1880-1940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匹配,从而追溯其家族移民背景,系统考察家庭移民经历如何影响议员的立法行为。
2.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议员的投票记录与国会演讲,从立法行为和政治表达两个方面衡量其在移民政策上的真实偏好。在投票记录方面,本文综合考察两类法案的最终表决结果: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移民法案,以捕捉议员在政策转折点上的真实抉择;二是所有被官方归类为“移民或归化”类别的法案,以反映议员在移民议题上的整体投票倾向。在国会演讲方面,本文基于《国会记录》中的演讲数据,参照Card et al. (2022)提出的识别方法,统计并分析议员在移民议题上的发言数量、态度倾向与内容框架,由于投票记录仅能反映“是否支持”的二元选择,而演讲内容则能深入体现议员支持或反对的原因,有助于弥补投票数据在测量偏好强度与决策原因方面的局限。
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机器学习方法(Machine Learning)将议员与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匹配,获取议员本人及其父母、祖父母的出生地等信息,并据此构建研究所使用的一系列度量指标:(1)家族移民史指标。包括外国出生的父母/祖父母数量与按本人-父母-祖父母递减加权的综合移民指数,用于衡量议员本人距离家族移民历史的远近程度。(2)基于姓氏的移民背景代理指标。包括特定姓氏在特定地区的国外出生占比,以及衡量姓氏与移民身份关联度的f-index,用于覆盖无法直接观测家族史的个体与稳健性检验。
实证策略
1.基准回归
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i表示议员,b表示法案,yib为议员关于b法案的表决情况以及议员国会演讲数量、语气等结果变量。因变量Immigration Historyi是度量议员家族移民历史的指标,X为本文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选区中国外出生的人口、选区总人口与黑人人口、议员年龄与任期、议院、政党、人口普查区等指标,为法案固定效应,用于吸收不同法案之间本身存在的差异。
2.断点回归
为排除选区偏好对议员选择的干扰,识别议员家族移民史的独立效应,本文采用断点回归设计,利用选举中险胜的微弱优势构建准自然实验。通过比较仅因票差极小而当选的“有移民家族史”与“无移民家族史”议员在立法行为上的差异,从而分离出家族背景本身的影响。模型设定如下:
该模型为局部线性回归,其中,结果变量yib表示议员在该法案中是否投出支持移民的票,因变量Immigration History Winnerib表示胜选者是否具有家族移民背景,若其家族移民史指标得分分布位于上半区,则判定为具有家族移民背景,该值取1,反之取0。为胜选票差的函数,用于决定选举胜负,
为法案固定效应。此外,由于选举失败者往往缺乏完整家谱数据,本文使用姓氏代理指标在选举前识别候选人的移民血缘,并通过“分位阈值”与“去除中部模糊区间”的方式将候选人划分为“高/低移民概率组”以提高样本的可比性。
家族移民背景与政策偏好
1.议员的法案表决行为
本文首先考察了家族移民背景对议员投票行为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对关键移民法案还是所有移民法案,家族移民背景都对议员支持移民法案的投票行为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且议员与家族移民成员的血缘关系越近,投票支持移民法案的概率越大。断点回归的结果则表明,若当选者来自移民家族,其对移民政策的支持率提高约9%-18%,这说明对移民法案的支持倾向并非源自选区偏好,而是当选者的家族移民背景发挥主导作用。
2.议员的国会演讲
考虑到投票表决仅能提供支持与反对的二元化倾向信息,无法全面细致考察议员对移民议题的态度强弱与情感色彩,本文对议员家族背景与其国会演讲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结果如下表所示,如果议员具有家族移民背景,且距离移民成员血缘关系越近,那么该议员关于移民议题演讲的语气越积极。对演讲性质与数量的分析则显示,差异主要来自议员对移民问题负面发言的减少而非正面发言的增加,这说明有移民背景的议员更倾向于使用稳健克制的方式支持移民政策,以避免潜在的负面影响。
3.移民的选择效应
尽管断点回归设计有助于缓解由选区偏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另一类潜在混淆因素仍然存在:与移民相关的家庭特质(如坚韧、冒险精神或对流动性的偏好)本身可能影响议员的政策倾向,而非移民经历本身。为区分“跨国移民经历”与“家族性格特质”的作用,本文提出两项识别策略:
首先,本文将具有跨国移民家族背景的议员,与那些家族仅有国内迁徙经历的议员进行对比。如果支持宽松移民政策的倾向源于普遍的家族特质,那么国内迁徙家族的议员也应表现出类似偏好。若仅跨国移民家族表现出显著差异,则更可能支持“移民经历本身”而非“家族特质”的解释。
其次,为检验议员是否因祖籍关联而对特定移民群体表现出共情,本文考察了针对特定来源国的限制性移民法案。通过比较当某项法案直接针对其祖先来源地时,议员在投票和言论上的反应变化,本文进一步识别家族背景影响政策立场的机制路径。
结果如下表所示,只有拥有跨国移民家族背景的议员才展现出对宽松移民政策的支持态度。当考察针对特定来源国的限制性移民法案时,具有祖籍关联的议员的亲移民立场显著增强。综上所述,议员的支持移民政策的态度并非一般家族特质所致,而是源于跨国移民身份触发的身份认同。
结论
本文基于1889-1971年美国国会的投票与演讲数据,结合历史人口普查与断点回归设计发现:拥有移民家族史的议员更倾向支持宽松移民政策,在话语上也更少使用负面表述,该效应主要源于议员对移民身份的“群体认同”。这一证据提示,当今围绕移民的政策在宽松与限制之间摇摆,除党派与选区外,议员的个人因素亦会影响立法走向。现实层面上,理解并正视身份因素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提高决策机构成员构成在族裔、经历和视角上的多样性,或许有助于在具有高度争议的议题上形成更具共识性的政策回应。
推荐理由
本文揭示了家族移民背景与议员政策取向之间的内在联系,但也留下了诸多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这一效应在当下社交媒体高度发达、政治愈发两极化的环境下是否会被稀释或强化?除移民血缘外,性别、宗教信仰与阶级等因素又是否以相似机制作用于议员行为?更重要的是,从政策角度出发,如何在尊重身份影响的同时,提升政治代表结构的多样性、公平性与透明度?这都值得未来进一步的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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