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积薄发：韩国的产业政策与制造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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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Lane, N., (2025), “Manufacturing Revolutions: Industrial Policy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South Kore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40(3), pp.1683-1741.

原文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qje/advance-article-abstract/doi/10.1093/qje/qjaf02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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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hat-GPT5生成

推文期数：276期

成语出处：宋·苏轼《稼说（送张琥）》：“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吾告子止于此矣。”

引言

发展经济学家将产业政策视为发展的关键要素，甚至认为产业政策在东亚经济体的崛起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学者则对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指出产业政策可能由于资源错配、企业寻租以及路径依赖而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韩国的工业化进程集中体现了这一争议：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仍处于政治动荡、工业落后的状态，但到80年代该国就完成了西方经济体一个多世纪才实现的制造业转型。在这一快速转型过程中，产业政策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成为学界长期争论的核心议题。

基于此，本文以韩国制造业发展为背景，采用动态双重差分估计方法，通过对比1973年重化工业（Heavy and Chemical Industry, HCI）政策实施前后，受政策扶持与未受扶持行业每年的产出变化，评估韩国产业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HCI政策促进了受扶持行业的发展，受扶持的重化工业产出较未受扶持的制造业部门增长逾100%，劳动生产率也高出15%以上；（2）HCI政策推动了受扶持行业长期比较优势的形成，受扶持行业在就业与产出中的占比显著高于其他行业，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RCA）提升约13%；（3）HCI政策还对下游行业产生了溢出效应，与受扶持行业联系紧密的下游产业在政策期内实现扩张，并在政策结束后形成了比较优势。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以下几点：（1）本文拓展了现代计量方法在产业政策研究中的应用。既有研究多采用跨国比较、案例分析或结构性建模等方法，而本文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行业层面数据，并结合动态双重差分等方法，提供了更严谨的识别策略；（2）本文首次利用准自然实验系统评估韩国HCI政策的影响。相比现有关注短期历史事件或间接证据的研究，本文不仅考察了产业政策的短期有效性，还分析其与出口导向政策结合时的长期效果，以及对下游产业的溢出效应。（3）本文重新审视产业政策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已有文献关于产业政策有效性存在分歧，而本文通过分析韩国HCI政策为理解产业政策在东亚增长奇迹中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制度背景与数据来源

1.制度背景

韩国HCI政策的兴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安全危机与国家发展诉求。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宣布，美国不再向亚太地区盟友提供直接军事支持，迫使韩国在外部军事威胁下寻求自立。韩国政府据此提出以钢铁、机械、造船、电子以及石化等为核心的重化工业战略，将国防安全与产业升级结合起来，试图通过发展上游工业体系实现经济独立和安全自主。尽管国际机构普遍质疑韩国缺乏比较优势并拒绝提供融资，但韩国政府仍以国家能力为基础，通过政策性贷款、税收优惠和贸易豁免集中资源，推动重化工业发展。1979年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遇刺后，HCI政策终止，韩国开始金融与贸易自由化改革，逐步取消行业优惠与国家直接干预。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了1967–1986年韩国的行业层面数据，以研究HCI政策的影响。数据来源于韩国经济企划院（Economic Planning Board, EPB）编制的《矿业与制造业调查》（Mining and Manufacturing Surveys and Census，MMS）。MMS每五年进行一次普查，并在普查间隙发布年度抽样调查。本文将其数字化并构建为行业面板数据，涵盖产出、就业、生产率等指标。此外，作者还利用了1979年以后的MMS工厂层面微观数据，以刻画企业生产率变化，并将韩国银行的历史与当代生产者价格指数年鉴数字化，用于构建价格变量。

韩国HCI政策的直接影响

1.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动态双重差分设计进行回归分析，具体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_it为行业产出，i表示制造业类别，t则表示年份。二元变量Targeted_i表示HCI政策是否实施，本文关注的核心估计系数为β_i，衡量了HCI政策的影响效应。为解决遗漏变量问题，本文将1973年之前的行业平均指标（中间支出总额、平均工资支出、平均工厂规模和劳动生产率）与年份效应的交互项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双向固定效应（α_i、τ_t），标准误聚类在行业层面。

2.产业扩张与生产率提升

本文首先考虑了HCI政策对于韩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如图2所示，HCI政策对韩国制造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推动作用。受政策扶持的行业在1973–1979年间经历了快速扩张，产出水平相较未受扶持的行业增长约124%-128%，劳动生产率提升约15–17%，且并未出现非受扶持行业的衰退或投资挤出效应。与此同时，受扶持行业在制造业总产出、就业以及企业数量中的占比显著提高，资源配置向重点行业集中带来了结构性升级。此外，本文进一步利用工厂层面的微观数据分析发现，即便在政策结束后（1980年代），受扶持行业的企业仍维持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明显的学习效应与规模经济特征。表明政府的阶段性干预不仅引发短期扩张，更通过促进技术积累和经验学习，实现了生产率的长期提升与产业持续成长。

原文被解释变量以对数形式设定，回归系数较小时，其经济含义可以近似理解为弹性变化或对数增长率。但当回归系数较大时，回归系数与真实弹性变化的偏差会增大，需要将回归系数转换为实际增长率。以表2面板A第（1）列为例，其回归系数为0.8378，对应标准误为0.1764。转化为实际增长率的方法为：100×(exp(0.8378−0.5×0.17642-1)≈128%。

3.出口竞争力与动态比较优势

其次，本文分析了HCI政策对于受扶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动态比较优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受扶持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平均提高约13%，在全球市场中获得比较优势的概率上升约10个百分点，重化工业产品在出口结构中的份额持续扩大。韩国在钢铁、机械、化工和造船等领域逐步取代传统轻工业，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新的高附加值生产者。但这种转变并非即时效应，而是在政策终止后逐步显现。跨国对比分析同样表明，韩国重化工业在政策结束后仍保持领先的出口增长和技术深化，体现出HCI政策的外溢与持续性影响。这一发现为国家主导的产业升级提供了实证支持，表明短期产业政策可能带来长期的结构性收益。

HCI政策促进韩国制造业发展的机制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HCI政策对于韩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节进一步分析HCI政策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探讨政策通过哪些渠道促进了韩国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转型。

1.信贷扩张与要素利用

韩国政府通过政策性贷款向受扶持行业定向输送资本，贷款利率比市场利率低约5个百分点，且享有更长还款期。约半数国内信贷由此流向重化工业部门。韩国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推动了大型资本密集型项目的集中投资。信贷偏向显著提升了受扶持行业的资本积累率与设备投资水平，成为韩国产出与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此外，HCI政策并未挤出未受扶持行业的投资，而是通过扩大信贷供给实现总体投资增加。

2.贸易政策和保护主义

与大规模的信贷干预相比，贸易保护政策在韩国制造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受扶持行业虽然在名义关税略有提高，但保护幅度不足以解释其产出与生产率的大幅提升。韩国政府并未依赖高关税或严格的进口限制来扶持国内产业，相反，许多关键中间投入品依然依赖进口，以确保产业链完整性以及技术引进便利。与此同时，韩国在政策期内持续推行出口导向战略，鼓励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高外汇收益，而非通过关闭市场实现保护主义发展。

3.“干中学”效应

HCI政策带来的长期收益主要源于对学习与能力积累的促进。定向投资不仅扩大了资本形成，更为企业提供了学习与技术升级的空间。政策结束后的1980年代，受扶持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仍显著高于其他部门，显示出持续的学习曲线效应（learning by doing）。政策期间，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积累操作经验、接触国外技术与出口市场，形成了深层次的知识扩散与人力资本提升。

韩国HCI政策的间接影响

本节探讨了HCI政策的间接影响，重点分析其在产业网络中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HCI政策不仅直接推动了重化工业部门的扩张，还通过产业链关联带动了下游产业的发展。与受扶持行业关联紧密的行业在1970年代的产出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高出其他行业约10-15%，表明上游重化工业的投入改进、成本下降与技术扩散为制造业整体升级提供了动力。相比之下，受扶持行业的上游行业改善效应较弱，表明HCI政策主要通过强化上游部门的生产能力与投入质量来推动下游产业扩张，而非依赖需求拉动机制。并且这种外溢效应在1979年政策结束后依然持续，下游行业的生产率优势在1980年代进一步扩大，体现出重化工业的成长对技术传播、学习效应及产业升级的长期推动作用。

结论

本文以韩国1970年代的HCI政策为研究对象，系统评估了国家主导型工业政策的长期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HCI政策显著提升了受扶持行业的产出与劳动生产率，带动制造业结构性升级，并在政策结束后仍保持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体现出持续的学习效应。与传统的保护性政策不同，HCI政策的成功主要依托信贷引导与投资扩张，而非高关税或贸易壁垒；其长期成效来自国家通过集中资源、促进规模化生产与竞争性学习，实现了动态比较优势的积累。此外，政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目标部门，通过产业联系降低中间品成本、推动下游行业增长，HCI政策还形成了广泛的外溢效应。

长期以来，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支持者认为政府干预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推动结构升级，反对者则担心政策扭曲与资源错配。本文以韩国HCI政策为例，为这一争论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研究表明，在国家具备较强执行力与清晰战略目标的条件下，选择性、投资导向型的产业政策能够通过信贷引导、学习效应与产业联动实现持续的生产率提升与结构转型。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一结论为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启示。未来研究可聚焦于政策性金融在先进制造业中的作用机制，探讨信贷资源如何通过定向投资、技术扩散与产业协同促进核心技术突破与生产率提升，进而评估国家主导型资本配置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有效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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