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放矢：气候变暖与政策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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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Dechezleprêtre, Antoine, Adrien Fabre, Tobias Kruse, Bluebery Planterose, Ana Sanchez Chico, and Stefanie Stantcheva. 2025. "Fighting Climate Change: International Attitudes toward Climate Polic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5 (4): 1258–1300.

原文链接：https://www.aeaweb.org/articles?id=10.1257/aer.20230501

图片来源：Social Economics Lab （Founded by Stefanie Stantcheva）

推文期数：272期

成语出处：“论立于此，若射之有的也，或百步之外，或五十步之外，的必先立，然后扶弓注矢以从之。”——宋·叶适《水心别集》  

引言

气候变暖已成为当今最突出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其影响不仅表现为显著的负外部性，还通过多种渠道加剧宏观经济波动与社会不平等，从而威胁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长期福祉。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各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减排政策，但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预测，按照当前减排速度，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升高约2.7摄氏度，从而显著提高社会经济遭受灾难性影响的风险。尽管全球范围内已普遍认识到遏制气候变暖的重要性，但公众对具体减排政策的支持程度仍然有限。

基于此，本文对20个国家的40000多名受访者进行大规模国际调查，以探究影响公众是否支持减排政策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1）减排政策的有效性、公平性，以及其对受访者经济状况的影响，是决定公众支持意愿的关键因素；（2）相比于单纯强调全球变暖的风险，清晰地说明减排政策如何缓解这些问题更能提升公众的支持意愿；（3）公众的生活方式和所处环境会影响其感知到的政策成本与收益，这种差异性使得仅依据社会经济特征难以准确预测公众政策立场。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本文系统比较了公众对多类气候政策的认知与态度。与现有主要集中于碳税或少数发达国家的研究不同，本文基于覆盖20个国家、超过4万名受访者的大规模国际调查，提供了更加全面和国际化的证据；（2）本文深入考察了多种机制在塑造政策支持中的作用。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一渠道，而本文同时分析了政策有效性、公平性以及个体经济影响等多重因素，从而更全面地揭示了公众态度的形成逻辑；（3）本文深入考察了不同信息类型对公众支持意愿的影响。现有研究多强调气候风险传播，而本文发现解释政策设计更能有效提升支持意愿，拓展了既有文献的分析视角。

问卷调查

本研究于2021年3月至2022年3月间，在20个国家收集了覆盖4万余名受访者的大规模数据。样本在性别、年龄、收入、地区以及城乡等维度按照受访国家人口分布特征进行抽样。但由于线上调查的限制，中等收入国家的样本存在大学学历者比例偏高、年长者与农村人口比例偏低的情况。因此，研究团队在各国样本内进行再加权，以减轻代表性不足带来的偏差。为保证数据质量，问卷由母语者翻译并校对以适应本土语境。并且，研究团队通过注意力检验、答题时长监控和作答激励等方式剔除了约四分之一不合格样本。最终留下的40680名受访者，整体在高收入国家的人口特征更为匹配，中等收入国家的样本结果则更应被理解为受访群体的态度。

公众对气候变暖的认知与态度

1.公众对气候变暖的认知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公众已意识到气候变暖，并认为人类活动是其主要诱因。多数人能够识别温室气体及其主要排放源，但在减排幅度、核能排放水平及极端灾害类型上仍存在误解。例如，部分公众认为只需减排一半即可遏制气候变暖。这表明公众虽普遍关注气候问题，但基本认知与政策目标之间仍存在差距。在对未来气候变暖的预期上，不同国家间态度差异明显。高收入国家的公众普遍较为悲观，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公众虽担忧气候冲击，但对技术进步和集体行动抱有希望。这种差异与实际气候脆弱性高度相关，如印度超过七成受访者认为气候变暖将直接影响生活，而丹麦仅约10%。整体来看，气候脆弱性越高的群体，对未来的担忧越强烈，也更倾向支持积极应对措施。

2.公众采取气候友好行为的意愿

在日常行动层面，公众展现出不同程度的气候友好意愿。大约一半的受访者愿意购买节能设备，减少乘坐飞机，但在限制肉类消费、减少驾车出行或降低取暖与制冷需求方面的接受度却明显不足。如果能够获得经济支持，或看到富裕群体率先采取行动，公众会更愿意作出调整。进一步分析发现，受访者的自报行为意愿与真实激励下的行动高度一致。例如，在设置的捐赠和请愿情境中，那些在问卷中表现出更强政策支持和行为意愿的人，更可能付诸实际代价。这表明调查问卷不仅能捕捉态度，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真实行为倾向，从而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公众对于减排政策的认知与态度

1.公众对于不同减排政策的支持意愿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公众对于不同减排政策的支持意愿呈现显著差异。如下图所示，低碳技术补贴、绿色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强制性建筑隔热补贴等效果明确且兼顾公平的政策，在高收入国家支持率超55%，中等收入国家超70%；而碳税、化石燃料税等成本显性化政策支持意愿偏低，仅37%的高收入国家受访者和59%的中等收入国家受访者支持这类政策。但是，当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低碳技术或向最贫困家庭定向转移时，高收入国家支持率可提升至60%，中等收入国家达75%。

2.影响气候政策支持意愿的个体特征

在影响个体对气候政策支持意愿的因素中，政治倾向、生活方式与资源可及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具有左翼政治倾向或受过大学教育的受访者对气候政策的支持意愿普遍较高，且这种关联在高收入国家尤为显著。此外，生活方式与资源可及性也会影响政策接受度。公共交通便利、汽车依赖度低、汽油支出较少的群体，更容易接受如禁售燃油车或碳税等减排政策，而高度依赖汽车的公众通常对此类政策持反对态度。然而，整体而言，仅凭社会经济特征仍难以准确预测个体的政策立场，更深层的驱动因素在于受访者对政策本身的认知水平。

影响公众支持气候政策的关键因素

1.减排政策的有效性与公平性

公众对气候政策的支持并不仅仅取决于他们是否意识到气候变暖的风险，而是受到一系列政策属性的影响。最关键的两个维度是有效性和公平性。如果公众认为某项政策能够实现减排目标，并且不会让弱势群体承担过高的经济成本，支持意愿就会显著提高。相比之下，仅仅强调气候变暖的外部性和潜在危害，并不足以在多数国家提升政策支持意愿。这表明减排政策设计必须同时兼顾激励效应和分配效应，而不仅仅停留在对气候问题严重性的宣传。

2.社会差异与群体心理

除了政策本身的特征，公众的社会经济背景也在塑造其政策偏好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低收入、低学历群体更关注气候政策带来的直接经济负担，体现出典型的预算约束考虑；而高收入、高学历群体则更强调政策的长期效益与社会责任，愿意为公共品供给承担更高的机会成本。同时，政治立场与社会规范也在影响公众的选择。如果一项政策与个体的价值观契合，或者他们观察到身边的参照群体普遍支持气候行动，就会显著提升其跟随意愿。表明政策支持不仅是个人成本收益考量的结果，还受到身份认同与社会互动的外部性影响。

信息如何塑造公众对气候政策的支持

为探究不同信息对气候政策态度的影响，本文在受访者中开展了随机对照实验，将其分为对照组（无视频）与三个处理组（观看聚焦本国气候危害的视频、观看解析三类气候政策的视频、同时看两类视频）。实验结果如图16所示，单纯强调气候变暖的危害和未来的灾难情景，并不足以显著提升支持意愿。当受访者清楚了解一项政策的设计逻辑、成本承担主体以及资金的具体用途时，他们对政策的信任度和接受度都会显著提高。表明公众关注的不仅是气候问题的严重程度，还有政策是否具有可行性和透明度，以及能否带来可见的减排效果。

结论

本研究通过覆盖20个国家4万余名受访者的调查与实验，揭示了公众气候政策支持意愿的核心影响逻辑。文章指出，政策有效性、公平性及对个体经济状况的影响是决定公众态度的核心因素，单纯强调气候风险难以有效提升支持意愿，而清晰阐释政策设计、成本分担与资金用途，则能显著增强公众信任与接受度。不同政策支持意愿差异明显，低碳技术补贴、绿色基建投资等效果明确、兼顾公平的政策获广泛认可，碳税等成本显性政策支持意愿较低，但通过定向转移支付等调整可大幅改善。

全球气候变暖的潜在影响日益显著，但各国当前的减排进展仍存在不足。本文通过大规模国际调查与实验，系统分析了不同国家公众对气候变暖及气候政策的认知与决策逻辑，为未来减排政策的设计与优化提供理论依据。为应对气候变暖并推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国于2020年9月提出了“双碳”目标，即力争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而在实现“双碳”目标的过程中，减排政策的实施受到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公众认知与行为以及政策设计有效性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如何科学设计与优化减排政策，以确保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并兼顾社会福利，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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