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人以渔：政府产业投资、区域发展与社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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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Andrew Garin, Jonathan Rothbaum, The Long-Run Impacts of Public Industrial Investment on Loc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Mobility: Evidence from World War II,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ume 140, Issue 1, February 2025, Pages 459–520.
原文链接：
https://academic.oup.com/qje/article/140/1/459/7819161?login=true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推文期数：261期
引言
区位导向型政策（Place-Based Policy）是政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政府通过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方式吸引企业集聚，增加该地区就业机会，进而提升区域内居民收入水平。以美国制造业为例，政府工业投资（Public Industrial Investment）能够创造更多的蓝领岗位（Blue-Collar Worker），这些岗位学历要求低且工资水平高，为受教育程度有限的个体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有利于提升区域内的社会流动性。然而，尽管既有研究讨论了区位导向型政策的有效性，但它们重点关注的是区域层面的政策效果，较少分析此类政策对个体长期发展的具体影响。因此，本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工业动员的历史背景下，探讨区位导向型政策对区域经济和个体收入的长期影响及其机制。
二战期间，为了保障军工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军方新建了一批军工企业，并且在选址时将这些企业分散在远离制造业中心的地方。本文通过比较建有战时工厂的县与其他县的长期经济发展和个体收入差异，评估政府工业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①政府工业投资对地区劳动力市场具有显著且持久的影响，建有战时工厂的县其制造业产出更多、就业率和工资水平更高；②战时工厂建设提高了儿童时期居住在建设地的个体的长期收入。平均而言，如果个体成长于建有战时工厂的县，那么他们的年收入会比控制组个体高出1200美元（以2020年美元计算），这一影响在黑人群体和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显著；③机制分析发现，上述影响主要是由于处理组的个体成年后能够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尤其是收入较高的蓝领工作。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三点：①补充了社会流动性的研究，既有文献讨论社会流动性时，已经关注到成长环境对个体长期发展的影响，以Chetty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个体在良好的成长环境能够积累更多人力资本，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会获得更高回报。而本文则指出，个体从政府工业投资中受益主要是由于他们在成年后可以接触到更好的就业机会；②拓展了区位导向型政策的研究，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此类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而本文进一步将其影响延伸至个体层面，揭示了政府工业投资对当地居民具有长期正向影响；③丰富了二战期间的经济史研究，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政府支出与战后收入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战期间美国工业动员
二战期间，美国面临巨大的军工生产需求，为了保障军工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迅速扩大生产能力。考虑到集中生产可能增加产业链脆弱性，军方为新建的军工企业选址时，倾向于将其分散在远离主要制造业中心的地方。除此以外，军方主要根据当地是否具备充足的劳动力、电力、水源以及交通设施等标准做出选址决策，国会议员对选址过程的影响力有限。
由于战时工厂的选址地点相对偏僻，远离主要制造业中心，其商业价值在战后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私人企业不愿意投资此类建设项目。为了满足战争需求、保障国家安全，美国政府承担了直接资助工厂建设的责任。大部分新建的战时工厂由政府所有，并通过合同委托给私人企业生产。二战结束后，这些工厂一部分出售给私人企业，转向生产民用产品，另一部分仍然由政府所有，继续制造军工设备，用于满足“冷战”时期的军工生产需求。从上述过程可以发现，战时工厂的选址决策主要由战略需求等特殊因素驱动，较少考虑经济、政治等因素。
数据来源与实证设计
1.数据来源
（1）政府资助的新建工厂
为了识别战时工厂是否是新建、以及是否由政府资助，本文首先查阅了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的数据手册，该手册对新建工厂进行了标识。考虑到可能存在遗漏的情况，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每个战时工厂的投资结构，如果一个工厂的总支出中有超过40%的资金用于建筑支出，那么该工厂也会被认定为新建工厂。同时，基于战时工厂的投资结构，本文将建设支出完全由政府出资的工厂认定为政府资助。
（2）区域层面与个体层面的数据
区域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经济普查数据和国家历史地理信息系统（National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NHGIS）提供的数据，包括县区内的人口规模、就业率、各行业就业率和工资水平等区域经济指标；个体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人口普查数据、个体纳税申报表以及社会保障局的数据，包括个体出生日期、出生地、成年后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个体信息。
2.实证设计
本文的实证思路是将建有战时工厂的县，与其他具有相似规模的人口、自然资源的县进行比较，从而分析政府工业投资对区域发展和个体发展的影响。本文根据政府投资规模区分处理组与控制组：如果政府在一个县投资建厂的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那么该县属于主要处理组；如果投资规模处于100-1000万美元，那么该县属于部分处理组；其他县则属于控制组。在本研究的样本中，主要处理组有90个县、部分处理组有57个县、控制组有1400个县，其地理分布状况如图1所示。
本文分析区域发展情况的实证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Yc是县区层面的经济指标，如人口规模、就业人数、各行业工资水平等；Treatc是一个虚拟变量，当c县是处理组是，该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是一系列基线时期（1940年尚未建厂时期）的县级控制变量，系数β反映了政府工业投资对人口规模、就业人数、工资水平等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参考上述模型，本文进一步设定了分析个体发展情况的实证模型：
其中，Yi是个体发展结果，如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等；，当个体i的出生地属于处理组是，该变量赋值为“1”，反之为0；
和Zi分别是县级层面和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为了保证处理组与控制组个体的可比性，本文分别对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县和个体进行平衡性检验，图2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人口规模等变量后，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人口特征、产业发展、就业状况以及社会流动性均没有显著差异。
政府工业投资的区域经济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了政府工业投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图3的结果表明，政府工业投资使得建有战时工厂的县区人口数量、制造业就业人数以及家庭收入显著上升，并且这一影响持续多年。其中，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增幅明显高于人口数量的增幅，一定程度上表明，当地劳动力市场中，一部分劳动力从其他行业流向制造业。对劳动力市场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女性，男性进入制造业的概率更高，工资上升也更为显著；就业人数和平均工资的增加主要来源于制造业中的技术工、操作工等岗位。
政府工业投资的微观长期影响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政府工业投资对个体长期收入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影响。表1的结果显示，如果个体童年时期生活在建有战时工厂的县，那么他们成年后的工资水平比控制组高出1200-1400美元（以2020年美元计算）。此外，本文将这些个体的收入水平与其父母收入水平进行匹配，并对父母的收入水平进行百分位排名，分析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个体的收入状况以及社会流动性。结果如图6所示，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个体从战时工厂中获益更多，并且战时工厂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政府工业投资有利于提高区域内的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上升的潜在机制
前文已经证实，政府工业投资有利于提高区域内的社会流动性，这一现象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机制：①建有工厂的县为个体提供了更好的成长环境，能够促进人力资本发展，受影响的个体未来在劳动力市场中会获得更高回报，进而推动社会流动性上升；②战时工厂创造了更多蓝领工作岗位，当地居民成年后有更多机会接触到这些岗位，从而提高收入水平，推动社会流动性上升。
为了检验上述何种机制发挥主要作用，本文首先考察了政府工业投资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表明，虽然政府工业投资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当地男性居民的教育程度，但使用明瑟方程分析（Mincer Regression）发现，教育程度上升对成年后的收入增长的解释力度不足1/2。因此，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个体成年后的工作情况。表4的结果表明，出生在建有战时工厂的县的个体，成年后更可能从事工资水平和行业溢价更高的工作，这意味着成年后的就业机会是影响社会流动性的关键因素。
结论
本文基于二战期间美国工业动员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区位导向型政策对区域和个体发展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工业投资对当地劳动力市场和居民收入状况产生了显著且持久的积极影响，具体表现为建有战时工厂的县的制造业就业、产出及平均工资长期高于控制组地区；在个体层面，相较于控制组地区的个体，出生于建有战时工厂的县的个体成年后年均工资高出1200美元，机制分析表明，上述影响主要源于建有战时工厂的县的制造业岗位持续扩张，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个体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蓝领岗位。
推荐理由
长期以来，区位导向型政策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二战期间美国工业动员的历史背景下，使用长达一百年、涉及三代人的县级数据和个体数据，证实了区位导向型政策对区域发展和个体发展具有长期正向影响。然而，当研究视角转向现代，上个世纪以半熟练劳动力、高工会覆盖率及全球需求旺盛的产业环境发生变化，数字化、自动化的技术取代了一部分蓝领岗位，制造业与向上流动性之间的关系逐渐弱化。在这一背景下，制造业行业的区位导向型政策是提供向上流动渠道、促进社会公平，还是“亲资本、轻劳动”、加剧初次分配不平等？这是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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