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基于异质性个体新凯恩斯模型（HANK）的货币政策研究逐渐成为焦点。尽管该模型在国际研究中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其在中国的应用仍相对滞后。一方面，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债券与资本市场，忽视了银行作为金融中介的核心作用，与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相契合；另一方面，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且具备“量价并用”的典型特征。上述金融体系及政策框架的差异，使得HANK模型在中国的适用面临诸多挑战。
本文通过拓展HANK理论模型，研究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对家庭财富与消费不平等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在模型中引入有摩擦的银行部门，该部门在不同家庭之间进行资金融通，形成融资溢价的异质性，并受央行存款准备金要求的约束，从而构建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基础。此外，本文基于多种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估计家庭消费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异质性反应，并对校准后的量化模型进行验证。结合中国现实情况，本文进一步构建了包含非流动资产投资组合、房产投资组合、企业与银行双重金融摩擦以及银行风险行为约束等多种拓展模型，分析不同资产组合渠道与金融摩擦机制对货币政策传导及其不平等效应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在相同通胀成本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GDP、消费与投资的短期影响更强，但持续性弱于数量型政策，二者在经济周期调控中具有互补性；第二，两类政策效果差异源于传导渠道不同，数量型货币政策通过实际工资产生的间接效应更为显著，而价格型货币政策更依赖利率的直接效应；第三，利率的直接效应通过影响利息收支，引发财富在负债家庭与高净值家庭间的再分配，宽松货币政策下的这一再分配过程有助于缓解家庭财富与消费的不平等；第四，金融摩擦的异质性会放大上述货币政策的再分配效应及其不平等效应；第五，宽松货币政策通过非流动性资产的投资组合渠道可能加剧家庭财富不平等，但由于中国家庭持有此类资产的比例较低，该渠道的实际作用相对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