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宝顺 张雅南：财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历史考察——兼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制度安排

作者简介：

王宝顺，经济学博士，米兰电竞·(中国区)财政税务学院税务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税务师，国家税务总局全国税务领军人才。

张雅南，米兰电竞·(中国区)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生。

摘 要：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它映射了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在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与近代早期、工业革命以及现代社会等不同历史阶段，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及其演变特征有所不同。历史证据显示，在国家和全球层面，财政资源配置是所有成功经济体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而财政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公共与私人界限的逐渐明晰以及相应法律制度的完善。在推动当前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财政的作用主要通过包容性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其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

关键词：财政；经济增长；历史考察；新质生产力

经济增长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社会生产能力和经济活力的综合体现，涉及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进步以及组织管理等关键要素。经济增长的演进不仅是历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衡量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关键指标。其发展过程深刻映射了经济形态的变迁，体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动态演化。经济增长的演进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财政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财政活动，包括政府和公共机构对财政资源的征收、管理和分配，对经济增长的方向和速度有着深远的影响。科学的财政安排，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社会经济的整体提升。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也反映了财政政策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个长期而深入的课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财政政策如何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投资和研发等途径促进经济增长。熊彼特（J.A.Schumpeter）的“企业家精神”理论，以及他对公共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重要性的论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外，学者们还研究了税收政策对投资和创新的影响，公共支出在研发方面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对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的影响。也有学者从历史视角分析了财政与经济增长在不同文明和时期的复杂关系，涵盖了古罗马帝国的财政策略，中世纪经济转型中财政的作用，以及财政政策对工业革命的影响。近期研究则关注财政在全球化、技术颠覆和向可持续经济模式转型背景下对经济增长的当代意义。

本文系统探讨财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追溯其从古代文明到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尤其是从不同历史阶段考察财政的公共化历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首先，探讨财政在早期人类社会中对经济增长奠定基础的作用；接着，分析财政在古代社会、中世纪、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时期和现代社会中的演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考察各种形式的财政，包括税收、公共支出、公债和财政制度与政策，以及它们如何被用来刺激和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探讨财政与其他关键因素，如技术进步、社会政治结构和经济体系，在塑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最后，本文将通过综合历史分析中得出的关键见解和教训，进一步探讨财政在我国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应扮演的角色，阐述财政制度设计。

在探讨古代社会财政活动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时，我们应当从全球视角审视。古代社会，从人类文明的曙光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涵盖了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多种社会形态，在这一时期，不同文明的兴起与衰落，丰富的经济与财政实践也被孕育产生。

在人类社会早期阶段，尽管经济结构相对简单，生产能力有限，但财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经开始显现。在最早的狩猎采集社会中，经济活动主要围绕自然资源的收集和分配进行。随着社会向更有组织的形式过渡，集体资源管理和分配的需求逐渐显现，财政的概念开始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政产生的基础条件有两个：一是剩余产品，二是权力。这种早期的财政活动体现了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分配，为后续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在古代社会中，家国一体的观念深入人心，国家和家庭被视为一个整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需服从于国家和家族的利益。公与私的界限较为模糊，两者往往深度交织和重叠，在某些情况下，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明确，甚至根本不存在。例如，在许多君主制国家和帝国中，国王等统治者被认为是领土内所有土地、资源和财富的最终所有者。国王的个人财务与国家财政紧密相关，通过税收和贡品来体现。在许多古代社会，税收以货物、劳力或货币的形式征收，用于支持国王的家庭、军队以及其他国家机构。贡品通常对征服的领土或附属国征收，用于资助帝国的扩张和权力的巩固。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国王的公共财政和私人财务之间的关系因具体社会和历史背景而异。在某些情况下，国王的个人财富和国库是与国家财政分开的，由独立的行政机构或官僚机构进行管理。在其他情况下，两者紧密结合，用于资助公共工程、福利项目或其他国家活动。

财政资源集中在国王或国家手中可以促进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和投资，例如建造基础设施、寺庙或宫殿，这些都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并创造就业机会。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对资源和劳动力的控制还能够调动资源用于军事行动、防御或其他公共目的。资源的集中管理和分配，使得土地、劳动力和技术得到更有效利用，从而促进了农业产出的增加和更复杂经济体系的发展。这种财政活动不仅体现了国家（或氏族、封建庄园）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也反映了财政在推动社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有效的财政政策和资源调配，古代社会能够实现生产能力的积累和经济结构的优化，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1.古美索不达米亚：早期财政制度的雏形

在古美索不达米亚，国王不仅是神的管家，更是国家资源的管理者。国王的个人财富与国库紧密相连，共同用于资助公共工程，如建造寺庙、运河和城墙，以及支持军事行动和外交任务。这种政治和行政结构的发展，催生了基本形式的税收和公共支出，为财政学提供了最早的实践案例。这些早期的财政活动主要集中于资源的调动和分配，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宗教和政治机构的维护，以及军事和防御体系的组织。通过收取农业税和其他形式的收入，资助灌溉系统、粮仓和其他公共工程项目，这些措施在提高古代社会的生产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2.古埃及：法老的财富与国家财政

在古埃及，法老被视为王国所有土地和资源的所有者。法老的个人财富和国库用于资助公共工程，如建造寺庙、金字塔及其他纪念碑，以及支持军事行动和贸易探险。国家还以粮食、牲畜和其他货物的形式征收税款。尼罗河灌溉系统的建设，通过收取农业税等方式得到资金支持，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

3.古中国：天子治国与财政政策

在古中国，皇帝被视为“天子”，是王朝所有土地和资源的最终所有者，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的个人财富和国库用于资助公共工程，国家还以粮食、丝绸、银子和其他货物的形式征收税款。例如，京杭大运河作为连接南北的重要水运网络，通过税收、徭役劳动和国家资源的组合来资助修建，改善了货物运输，促进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宋朝通过对公共资金的战略性分配，支持了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同时在水利工程、造船等技术领域的投资，也提高了生产率。

4.地中海世界：民主政体与帝国财政

在地中海世界，雅典民主政体和罗马帝国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体系，为港口建设、海军发展、道路和水道建设提供资金，促进了经济繁荣和对外扩张。例如，在古罗马，皇帝的公共财政和私人财务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明确的。皇帝的个人财富和国库常用于资助公共工程，如建造道路、渡槽和其他基础设施，以及支持军事行动和福利项目。国家还以货币、粮食和其他货物的形式征收税款，用于支持皇室、军队和其他国家机构，特别是在共和时期。

罗马帝国的税收制度极其复杂，其税赋包括Vectigal（直接税）、Tributum（间接税）和Munus（义务劳动），这些税收不仅用于应付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支出，还用于支付对外掠夺所需的费用。帝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涵盖了道路、桥梁、水道、港口等方面，这些工程不仅促进了贸易和文化的流通，还使城市连接更加便利，实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

古代社会中公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带来了一些问题。政府往往通过财政手段控制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垄断了土地、矿藏等重要资源，并通过赋税制度控制私人经济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创新。国王的公共财政和私人财务紧密相连也可能导致腐败、管理不善和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例如，国王的个人利益和优先事项可能会优先于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导致资源浪费或在教育、医疗、农业等关键领域的投资不足。财富和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也可能引发社会紧张，削弱财政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这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私人经济活力不足的问题，反映了公私关系失衡的局限性，并为后续社会形态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在中世纪时期，财政公共性的增强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互动关系。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不仅财政在经济增长中产生了重要转变，而且政治权力的碎片化和封建制度的兴起也给财政带来了新挑战和新机遇。

在中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封建制度的出现导致了政治权力的碎片化。这种碎片化促进了本地化财政形式的发展，其中土地成为封建领主私有财产的核心。农民作为附庸，需要为领主提供劳动和缴纳赋税，形成了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封建财政体系。封建领主有责任维护秩序、保护农民并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因此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军事和教会等方面。教会作为半公共性质的组织，在中世纪的财政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教会不仅拥有大量土地，成为重要的财政来源，还通过收取赎罪券、什一税等手段增加收入，同时它也为世俗社会提供了众多类型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这反映了教会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尽管西欧封建制度最初阻碍了大规模、集中化财政的发展，但它并没有完全抑制生产力的演进。庄园经济的建设，以自给自足和高效管理农业资源为重点，促进了农业生产率的逐步提高。此外，随着城镇和城市获得日益增强的自治权和经济实力，它们开始建立自己的税收、公共支出和财务管理体系，推动了更为复杂的财政形式的发展。

中世纪晚期，随着王权的崛起，教会的影响力受到限制，这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宗教改革的兴起提供了背景。王权的崛起也推动了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理念的传播和普及，促进了欧洲社会新秩序的形成，对世界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世纪的财政体系在教会与王权的相互作用、城市兴起和商业发展等多重因素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更为复杂和多样化的格局。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后世的财政制度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1.市政政府的兴起与城市发展

中世纪财政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就是市政政府的兴起及其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许多欧洲城市，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布鲁日，建立了复杂的税收体系，包括对贸易、商业和房地产的征税，以资助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法律秩序的维护以及地方工业和行会的发展。市政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投资道路、桥梁、运河等交通基础设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些交通网络的改善不仅增强了货物和人员的流动，还促进了区域和国际市场的整合，从而导致贸易、专业化行业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扩张。

2.财政与法律的互动

中世纪财政与法律的关系是复杂而紧密的。在这一时期，欧洲的财政体系与法律制度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国家的治理结构和发展轨迹。例如，封建制度下，国王对其领地的控制往往通过法律来实现，而这种控制又直接关联到赋税的征收。在中世纪晚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央集权的加强，国王的立法和司法活动开始加强，法律逐渐走向统一，这与国家财政的集中化是相辅相成的。中世纪城市常常为制造业、行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和法律保护。这种公共支持，加上熟练劳动力的集中和资本的可用性，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在纺织、金属加工和造船等各个行业的增长。汉萨同盟这一由北欧商业城市组成的强大联盟的兴起，进一步说明了财政在中世纪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汉萨同盟通过协调税收、贸易政策和提供金融服务，促进了长距离贸易的扩张、专业化行业的发展，以及财富和资源的积累，这些可以重新投资于生产性活动。

财政在中世纪不仅仅起到了物质基础设施的融资和经济活动的支持等作用，也在社会文化机构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

以教育领域为例，许多中世纪城市和宗教机构建立了公共资助的学校和大学，在知识的推进和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教育机构不仅促进了科学技术创新的发展，也培养了一批行政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人才，他们对于财政的有效管理和经济政策的实施至关重要。

对宗教机构（如修道院和大教堂）的公共资助，也为知识的保存和传播、艺术和建筑的进步，以及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作出了贡献。这些宗教机构常常成为学习、创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间接地通过促进思想的传播和人力资本的发展，支持了经济增长。

中世纪财政体系对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供给的扩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中世纪早期，社会福利主要依赖私人和社区支持，但到了晚期，政府救济与慈善救济相结合的模式开始形成。政府通过法律和制度安排来推动社会福利和公共产品的发展，如建立救济贫困的体系、建造医院和救济院，以及维护道路、桥梁和水利系统等基础设施。这些公共投资不仅提升了民众的福祉，也为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中世纪的财政体系为后世的国家管理体制和政治形态的塑造，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中世纪财政对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政治权力分散化带来的挑战

政治权力的分散化和封建制度的分散性，常常导致财政实践缺乏协调和效率，这可能阻碍了大规模、综合经济体系的发展。依赖于传统税收形式如租金、什一税等，可能会造成资源配置和经济主体激励机制的扭曲。此外，中世纪缺乏复杂的财政金融工具，资本流动性有限，这些因素都给生产性活动的有效调动和部署带来了障碍。

2.公私关系的交织与分离

中世纪时期的财政体系反映了封建领主制下公私关系的特点。这一时期公权力与私权力相互交织、难以分离，财政也呈现出鲜明的封建性特征。以英国为例，财政权力高度集中于国王手中，而非通过一个更为广泛或系统化的公共机构来管理。封建时代的领主经济也体现了公私关系的特点。领主通过庄园经营和城市经营等方式，从农奴和自由农以及城市居民中获取收入，同时围绕封建关系滋生出各种权利和义务，如骑士役、盾牌钱等，这种经济模式不仅体现了领主的私权，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公权力与私权力的交织。实际上，到中世纪晚期，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征收的意识日益增强，比如1215年英国签署的《大宪章》，要求国王未经王室议会（后来演变为议会）同意，不得征收或收取税款（除了他们一直习惯的封建税），这是国王财政与王国财政分离的重要一步。

尽管中世纪财政体系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制约，但随着社会形态的变迁，财政体系也在逐步发生变化。这些变化为后续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对近代国家管理体制和政治形态的塑造，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中世纪的威尼斯是一个繁荣的海上共和国，拥有庞大的贸易帝国，它的财富基于其在地中海贸易中的主导地位。由商人精英控制的政府发展了复杂的财政机构，以管理贸易和公共事务，将其与统治阶级的个人财富分开。由贵族阶级组成的大议会监督这些事务，反映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明显分离。另外，中世纪晚期的宗教改革，如新教强调的禁欲，以及节俭、勤奋等品质，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总之，中世纪的财政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变以及社会结构的重构奠定了基础，也为我们理解现代财政体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参考。

在15至18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早期，随着民族国家的形成，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界限开始明确，市民阶层的需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制度化。这一时期，民族国家的崛起，全球贸易和商业的扩张，以及新经济和金融工具的出现，深刻影响了财政的角色和功能。

1.城市发展与市民阶层崛起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共同促成了市民阶层的壮大。这个新兴的阶层对封建专制统治提出了挑战，主张私有制并反对封建剥削，这加速了私有制经济的发展。

城市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孕育了资产阶级，他们不仅推动了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国家为其经济活动提供保障，如维护契约、建设基础设施等，这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自此，以民族国家为后盾和单位的资本主义竞争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源自国家财政的产权制度安排也左右着不同国家的发展进程。

2.权力集中与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阶层的斗争促进了国家权力的集中。国家公权力日益强大，开始从封建领主手中夺取管理经济的权力。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发展之一是民族国家在财政管理中的作用日益增大。随着君主制和中央政府巩固其权力，它们开始建立更为复杂的税收、公共支出和财务管理体系，以支持其经济和政治目标。具体来说，民族国家通过税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增强了中央集权，为国家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收入。公共支出的增加，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军事上的投资，不仅提高了国家的治理能力，也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此外，随着金融工具的出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国家能够通过借贷等方式筹集资金，以应对战争和其他紧急需求。比如，民族国家开始发展国家债务作为融资手段，这使得它们能够从私人投资者和国际金融家那里借钱，从而资助军事行动、殖民扩张和其他国家职能。随着财政制度的集中和复杂化，国家需要更大规模和更专业的官僚机构来管理财政。这导致了新的财政机构的出现，税务员、会计师和审计员等新兴职业开始出现，他们负责管理公共财政。

进入现代早期，一些国家如英国和荷兰，通过财政改革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增强国家能力成为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首要任务。集中性的财政制度不仅确保了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也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避免了政府内耗，从而强化了国家推进改革的能力。这一点在现代早期英国国家财政体制的建设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其财政体制既维护了土地贵族、工商资本家阶层的根本利益，又巩固了英国国家政权的财政基础。

3.法律与经济的紧密联系

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商业的兴起和城市的发展，法律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事务，如商法的发展。这表明法律开始适应并促进经济活动的发展，体现了法律与经济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商法的不断发展，为商业和贸易提供了规范和保护，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这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资本积累和投资提供了条件。而且，随着国家权力的加强和中央集权的推进，建立和完善税收体系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法律在规范税收征管、保护纳税人权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和现代早期出现的一种经济理论，强调贸易和商业对国家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性。重商主义政策的兴起，特别强调了财富积累、出口促进和贸易调控的重要性，这在塑造该时期财政的应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政府利用关税、补贴和国家垄断等金融工具来保护和促进国内工业发展，推动生产能力的增强，并扩大其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运河和港口，通过税收和公共债务融资，成为重商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投资不仅促进了货物流通和市场一体化，还创造了就业机会，刺激了经济活动进一步开展。

国有企业的建立和对私营企业的财政支持，也是重商主义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经常向造船、采矿和制造等战略性行业提供贷款、补贴和其他形式的财政援助，以增强其生产能力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通过这些措施，重商主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家经济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

1.荷兰共和国：财政管理与经济繁荣

17世纪，荷兰政府通过有效的财政管理，为运河、堤坝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广泛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些项目不仅改善了交通和通信条件，还促进了农业用地的开垦。荷兰政府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支持，帮助扩大了该国的全球影响力，促进了商品和思想的交流，提升了荷兰经济的整体生产能力。

2.英国：财政改革与国家崛起

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1485—1714年），英格兰经历了重要的财政改革，有效资助了该国的军事行动、殖民扩张和经济发展。这些改革包括建立集中化的税收体系、创建国家债务以及发展新的公共财政形式，如国库和英格兰银行。英格兰的财政安排资助了基础设施建设，如道路和运河，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如纺织业和冶金业。它们还资助了皇家海军，使英格兰能够在海上确立其权力并建立全球贸易帝国。荷兰和英国也因此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笔下现代早期的成功国家典范。

公共债务融资的出现，特别是政府债券的发行和中央银行机构的建立，对文艺复兴时期和现代早期的经济增长产生了重大影响。政府利用公共债务资助了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支持军事行动，并向战略性行业提供财政援助，增强了经济的生产能力。例如，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在英国财政发展和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银行通过提供贷款、促进政府债券发行和管理国家金融体系，为基础设施项目、贸易和商业的扩大，以及工业生产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文艺复兴和现代早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经济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逐渐成长，为财政体系的变革提供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使得货币经济深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推动了财政管理向货币化转变。财政改革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需要在调整利益格局中进行审慎的政治决策，因此，它在推动民主政治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财政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工业革命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促进了财政职能的扩大，尤其是公共预算革命，进一步加强了财政的公共化属性。

在这一时期，财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多个方面：支持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为工业化进程提供动力；同时，财政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矛盾，为经济增长创造了稳定的环境。例如，工业化导致的城市化，对公共卫生措施、卫生设施和住房的需求日益增长，政府开始更加系统地解决这些问题，但程度和效果因国家而异。

工业革命的特征之一是技术进步，例如蒸汽机、纺织业机械化和交通网络的发展，这些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全球经济的生产能力。然而，这些创新技术的成功研发和广泛采用，严重依赖于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财政战略。

1.基础设施融资与工业发展

财政为工业革命作出贡献的一个关键方式是提供基础设施融资。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美国、德国等工业化国家政府在铁路、公路和运河等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投资促进了原材料、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实现了区域和全国市场的一体化，对于支持工业增长和促进贸易至关重要。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的融资通常是通过税收、公共债务和国有企业的建立来实现的。例如，美国跨大陆铁路的建设，在该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其融资来源包括土地拨款、政府补贴和政府债券发行。

2.科技创新与财政支持

除了基础设施融资，财政在支持工业革命期间新技术的发展和采用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提供各种形式的财政援助，如补助、税收优惠和保护主义政策，以鼓励私人投资于研发、制造设施的建立以及熟练劳动力的培养。财政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在蒸汽机这一工业革命的基础性技术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蒸汽机的发展和广泛采用，依赖于金融资源的可用性和财政制度安排。

3.人力资本投资与社会发展

教育融资和人力资本的发展在工业革命中是财政贡献的又一个关键方面。政府对技术学校、职业培训项目和研究机构的投资，培养了熟练劳动力，这些人力资本投资满足了工业革命的直接需求，并为长期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奠定了基础。这种财政上的战略性支持，对工业化经济的生产能力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有助于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和生产工艺的不断改进。

4.公共卫生支出与劳动力保障

为保证劳动力供应，政府对住房和卫生的投资有助于管理工业化造成的快速城市化，改善生活条件并支持稳定的劳动力队伍。公共卫生服务的支出降低了疾病的发病率，提高了工人的整体生产力。

1.税收体系的完善

从国家收入看，随着所得税等新税种的引入以及税收征收方式的系统化，税收体系变得更加完善。政府力求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如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1799年拿破仑战争期间引入个人所得税，是旨在为战时支出筹集资金的税收政策的重大转变。

2.公共债务机制的成熟

政府借贷和公共债务机制日渐成熟，政府越来越多地依靠公共债务为大型项目和战争提供资金。债券市场的发展使得借贷的结构性和规模更大。例如，英国政府以债券的形式发行国债，为拿破仑战争和铁路系统扩张提供资金。

3.相应法律制度的建立

工业革命导致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为了应对由此引发的贫困和不公问题，各国开始进行社会保障法律的改革。例如，英国在1833年颁布了《工厂法》，规定了儿童和女性工人的工时，并确保工厂内的安全条件。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商业扩张和市场发展，商业法律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活动需求，包括合同法、公司法和知识产权法等方面。法律为工业革命期间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必要的秩序和可预测性，包括规范市场交易、确立产权和解决商业争端等。

财政在工业革命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途径是推动金融革命。税收权力的限制和公共信用的建立，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发育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1.金融发展与工业化

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和法国已经经历了长期的金融发展历程，为随后的工业革命提供了良好的金融基础。美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现代金融发展与工业化同步或略早于工业化的启动，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这些国家也构建起了相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财政通过推动金融革命，为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创造了重要条件。金融发展又反过来支撑和促进了工业化的进程。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财政政策的调整和金融体系的变革，最终都服务于提升社会生产力的目标。因此，政府需要持续关注财政政策对金融市场的影响，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为实体经济提供持续的支持。

2.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经济增长

财政在工业革命期间对经济增长的塑造作用具有国际性影响。国际金融机构的出现，诸如黄金标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确立，对全球生产能力的分布和资本、资源的流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黄金本位制的采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一体化和国际贸易的扩张，实现了金融资源的更有效配置，以及技术创新的跨境传播。此外，政府还采用了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创造有利于工业发展的环境。这包括使用关税、补贴和其他贸易保护措施来保护国内工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以及实施利率管理和货币供给等货币政策，以促进投资和经济增长。例如，德意志帝国实施了一系列保护主义政策，包括关税和补贴，用来支持钢铁和化工工业的发展，这些由公共资源资助的干预措施促进了工业的快速增长，并推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经济的整体扩张。

3.财政协调与公共投资

财政的一个关键优势在于其能够解决阻碍私人投资大规模、长期项目的协调失灵和集体行动问题。例如，交通网络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协调，这往往超出了私营企业的承担能力。政府通过提供融资和协调各方努力，能够克服这些障碍，推动支撑工业生产增长和国内外贸易扩张的关键基础设施的发展。这种作用在工业革命期间尤为显著，因为那时的基础设施项目，如运河、铁路和电报系统，对于促进工业生产和贸易的扩张至关重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支持，这些项目得以实施，为后续的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

实际上，工业革命时期面临的挑战和批评，如对政府干预效率和公平性的担忧、金融不稳定的潜在风险，以及经济竞争的地缘政治影响等问题，不仅在当时存在，而且在当代经济政策中仍然是讨论和辩论的焦点。政府的财政干预也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可能抑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进行财政干预时，需要明确界定自身的职能边界，制定和实施能够激励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政策，以更有效地发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正面效应。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的兴起导致了“国家—市场”关系的重构。跨国公司的崛起扩展了市场的覆盖范围，而知识经济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市场活动更加复杂多变，国家难以单纯依赖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在这种新形势下，国家与市场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格局，通过合作共治的方式管理经济事务。过去，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关系通常以国家更直接的控制为特征，例如中央计划经济。现代社会已经确证了必须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完全退出，相反，国家扮演着更加规范和具有促进作用的角色。

在社会领域，现代国家财政的重点之一是促进公平正义，为全体人民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随着人口老龄化、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的凸显，现代财政不得不加大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支出力度。然而，在支出扩张的同时，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问题也日益严峻，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平衡成为现代财政面临的重大挑战。

20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得到了广泛采用，这些政策强调政府在管理和刺激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可以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如税收、公共支出和利率操纵，来稳定经济波动、促进充分就业和培养长期经济增长。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国家采用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利用财政手段支持经济的扩张。

福利国家的兴起进一步体现了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许多发达国家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社会计划，如全民医疗、失业救济和养老金，通过累进税收和公共借贷来资助这些计划。虽然这些政策主要旨在促进社会福祉和减少经济不平等，但它们也间接影响了生产能力的增长。例如，提供全民医疗和教育帮助改善了劳动力的健康和技能水平，提升了他们的生产潜力。同样地，实施失业救济和其他社会安全网为工人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使他们能够承担风险更大但更有潜在生产效率的尝试，如创业和创新。

经济活动的日益全球化也塑造了财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随着国民经济通过贸易、投资和劳动力资本流动变得更加相互关联，政府不得不调整其金融政策以适应全球经济格局的现实。这要求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国内经济状况，还要关注国际经济环境，以确保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

1.吸引投资与保留生产能力

财政政策通过税收优惠、补贴和其他金融激励措施，对吸引和保留投资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通过这些措施与其他国家竞争，鼓励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在本地建立生产设施、转移技术，并将当地经济纳入全球供应链。

2.基础设施投资与全球竞争力

财政投资在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发展上，对于提升经济的全球竞争力和生产潜力至关重要。包括现代交通网络的建设、高速互联网和电信的发展，以及对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投资，都是旨在提高当地经济竞争力的举措。

3.知识经济与技术创新

支持知识经济和新技术的发展是现代财政政策的另一个重要方向。政府认识到投资于研发、促进创新以及营造有利于创业和技术进步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通过提供补助、税收抵免和其他金融工具，鼓励私营部门投资于尖端技术，如可再生能源、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些投资有助于新产品、新工艺和新商业模式的发展，从而提升21世纪经济的生产能力。

二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和政策指导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支持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和生产能力提升，通过促进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以及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来帮助各国实施改革或项目。IMF和世界银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发展贷款、技术援助和政策建议，对于这些国家投资关键基础设施，如交通网络、能源系统和电信，提升其生产能力和竞争力至关重要。此外，这些机构在促进制度改革、社会良治和实施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创造有利于生产性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环境提供了基础。

从历史上看，财政在促进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当前，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的生产力形态，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那么，财政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应对可能面临的挑战？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背景下提出的重要概念。它是在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大背景下，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而提出的新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具体而言，一是科技创新。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二是产业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三是方式创新。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四是体制机制创新。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五是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财政政策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需要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并注重区域协调发展，同时也要积极应对挑战，完善制度安排，加强法律监督，确保政策落地实施。

1.财政政策的关键作用

财政政策要为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产业转型升级这三大新质生产力发展支柱提供有力支持。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重大科技项目的投入，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并加大重点人才培养投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加大对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投入，推动产业链现代化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此外，财政还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方式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并健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使创新成果惠及更广大的人民群众。

2.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财政要实施差异化财税政策，促进区域间良性互动，推动新旧动能有机衔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和特点，制定针对性的财税政策，支持发达地区产业升级，促进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发展。引导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在区域间有效衔接，推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培育新兴产业，促进新旧动能有机衔接。发挥财政调节作用，通过转移支付、税收分享等政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各地区参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

3.面临的挑战与应对措施

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财政面临着跨部门协调、风险防范和社会参与等挑战，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建立健全部门间协调机制，加强与科技、产业、环保、人力资源等部门的合作，提高跨部门合作水平。建立健全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加强财政资金监管，防范道德风险和腐败问题，完善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通过公众听证会、网络征询等方式，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增强政策针对性和公众认同度，建立健全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确保财政资源公平分配和政策红利共享，加强财政信息公开的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

4.法律监督与制度保障

为确保财政制度有效执行，需要加强法律监督，完善制度安排。修订《预算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核心财政法律法规，借鉴国际先进立法经验，提高财政立法水平，注重法律法规的实效性和可操作性，加大执法力度。建立健全财政执法监督机制，加强财政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效率和水平，设立独立监督机构或指定专职监督人员，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监督，提高透明度，加大违法行为查处力度。提高财政司法人员素质，加强职业道德建设，密切财政司法与执法部门的沟通，完善财政政策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各方合法权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这为财政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了方向，要求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之，财政政策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提供有力支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应对挑战、完善制度安排和加强法律监督，财政政策能够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的考察可以发现，财政在人类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财政的制度变迁与生产关系的演变紧密相连，而财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深深植根于“公与私”关系的动态变化之中。从税收角度看，谁拥有税收，谁就拥有了社会权力，从中世纪欧洲王权和教权之争，到英国确立的“王在议会”传统，实际上都是对税收权分配之争。其核心是税收是公共的，而且是需要越来越公共的，不仅取之于民，更重要的是用之于民。因此，只有正确处理好“公与私”的关系，财政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在新时代，我国在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财政依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财政可以通过加大对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产业转型升级等领域的投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通过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财政奖补等措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财政要制定科技创新、产业转型、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指明方向。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扶持、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财政要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条件和特点，实施差异化的财税政策，促进区域间良性互动，推动新旧动能有机衔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通过转移支付、税收分享等政策，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增强各地区参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生动力。为确保财政制度和政策落地实施，要求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层面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尽管财政政策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府在有效管理财政以影响经济增长方面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首先，全球化趋势下，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跨国产业链条错综复杂，给财政调控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单一国家的财政政策难以对跨国企业和资本流动产生足够影响；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税收竞争也使得财政政策的时效性大大降低。因此，政府需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协调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财政挑战。

其次，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往往需要平衡多重甚至矛盾的目标，如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公平、保护环境等。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和取舍，给决策者带来了巨大压力。例如，为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政府可能倾斜更多财政资源，这可能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因此，政府需要在不同目标间寻求动态平衡，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另外，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也给财政决策带来了挑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使得政府很难准确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从而制定出合适的财政政策。因此，政府需要增强前瞻性，建立灵活有效的财政调控机制，及时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

最后，社会财富不平等的问题，也给财政决策者带来了重大挑战。财富分配不平等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财政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责任编辑：刘伟）

【引用格式】王宝顺 张雅南：《财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历史考察——兼论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制度安排》，《新文科教育研究》2024年第3期，第17-36页。